冬日书房的暖阳
腊月的阳光像融化的金子，斜斜地切进朝南的书房，在地板上投下窗棂的菱形影子。我坐在藤椅里，看着丁梅用细棉布擦拭那枚枣木书签，她的动作轻得像抚摸初生的雏鸟。书签的边缘已被岁月磨得温润，木纹里藏着数不清的痕迹：有李庄中学讲台缝里的粉笔灰，有鸟巢采访时沾上的雨渍，有北影剪辑室咖啡泼洒的棕褐印记，还有颁奖礼上红绸布留下的浅红丝绒痕——那是它走过的路，也是被时光一点点腌入味的记忆。
“出版社刚打了电话，说精装版又加印了第三次。”丁梅把书签轻轻夹进《一枚书签》的精装书里，书脊烫金的书名在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你看这书脊，你的名字旁边挤着黄凡那小子的，倒像是俩并肩走了一路的伙伴。”我笑着点头，想起三个月前黄凡拿到样书时的模样，他非要把书签夹在自己写的影视剧本章节里，拍着胸脯说：“得让它好好尝尝当编剧的滋味，当年在北影，它可净看我改剧本了。”
书桌上的藤篮里堆着半篮读者来信，最厚的一沓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学校。有个叫“小石头”的孩子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道：“老师讲完您的故事，我把槐树叶夹在课本里当书签。现在我知道了，书签就像故事的脚印，跟着它走，不管走多远，都能找到回家的路。”还有位退休的乡村教师寄来泛黄的教案本，里面夹着片干枯的银杏叶，信里说：“五十年前我教学生写作文，就用树叶当书签。原来好故事都长着相似的根，扎在泥土里，也扎在人心里。”
丁梅端来一盘刚烤好的红薯，瓷盘边缘凝着细密的水珠。我翻开精装书，书签恰好停在描写地道战遗址的章节，书页间夹着张褪色的老照片：赵大爷握着我的手站在地道入口，他的皱纹里嵌着泥土，身后木牌上“保护历史遗迹”的红漆已斑驳。照片背面有他用圆珠笔写的三个字“根在这儿”，笔迹颤巍巍的，却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有力。忽然想起黄凡在金鸡奖颁奖典礼上说的那句话：“所有影像都会褪色，所有文字都会泛黄，但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永远鲜活。”
墨迹里的年轮
出版社的编辑小陈打来电话时，我正对着窗台上的麦苗发呆。那是晓峰上个月从李庄带来的，装在粗陶碗里，此刻已抽出三寸长的绿苗，叶尖还挂着晨露。“李老师，我们想给《一枚书签》做本‘创作手札’，收录您的手稿、剧本草稿、采访笔记，还有那些没放进正片的片段。”小陈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读者最想问的是，最后为啥让书签留在李庄？好多人说，它该跟着您留在BJ，才算圆满。”
我望着窗外胡同里的老槐树，枝桠上还挂着去年的干枯槐角。“你看这老墙，”我对着电话笑，“砖缝里钻出来的草，哪怕长到半米高，根也还在砖缝里。书签留在李庄，不是结束，是回家。就像人老了总要回故乡，故事也得回到它发芽的地方。”挂了电话，我从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翻出当年在报社的采访本，牛皮纸封面已经磨出毛边，第一页贴着张宣纸拓片——是黄凡初学拓印时的作品，他把枣木书签的纹路拓在宣纸上，那些交错的木纹像条蜿蜒的河，一头连着李庄的窑洞，一头通向BJ的胡同。
手札需要选一张“最有意义”的照片作序页，黄凡从片场发来一张合影。照片里，剧组全体人员挤在李庄的老戏台前，晓峰抱着奖杯站在中间，奖杯底座还沾着李庄的黄土；丁梅正给孩子们分刚蒸好的馒头，热气模糊了镜头；我手里捏着那枚枣木书签，阳光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串连在一起的省略号。“就用这张，”他附了条微信，“啥都没说，又好像把该说的都说了——土地、故事、人，都在里头了。”
校对手札清样的那天，我发现黄凡在“创作谈”里偷偷加了段话：“李老师总说，文字是墨迹，影像是光影，而书签是把两者串起来的线。这线看着细，实则韧得很，一头攥在创作者手里，另一头，早扎进土地里了。”我忽然想起在鲁迅文学院的课堂上，王教授说“好作品得有呼吸”。那时我以为是文字的节奏，如今才懂，那呼吸不是笔墨的香，是麦浪起伏的簌簌声，是窑洞风穿窗棂的呜呜声，是所有没被镜头拍下、没被文字写下的，日子里的动静。
永远的开篇
立春那天，晓峰带着李庄的六个孩子来BJ。孩子们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褂子领口绣着小小的麦穗，那是丁梅前阵子回李庄时，带着村里的妇女们一起绣的。他们怀里抱着卷成筒的画，展开来，是六幅“我的故乡”：黄河在画里是金色的，浪涛里漂着枣木书签；老槐树上的叶子像星星，每片叶子上都写着一个字，拼起来是“李庄故事”；最妙的是晓峰儿子画的影像馆，馆门口的石碑上，刻着枚放大的书签，书签的纹路里，藏着全村人的笑脸。
“娃们说，要给书签安个新家。”晓峰挠着头笑，手里拎着个粗布袋子，“村里的乡土影像馆上礼拜揭牌了，就等您的手稿当镇馆之宝。这是娃们自己磨的墨，用李庄的井水和的，说要请您写句话。”我打开袋子，里面装着块砚台，砚台里的墨锭泛着青黑，凑近了闻，有淡淡的松烟香。
我把那本精装版《一枚书签》送给孩子们，书签在书页间轻轻晃动。最小的孩子叫亮亮，他指着书脊上的金字问：“爷爷，这金灿灿的，是书签变的吗？”我摸摸他冻得通红的脸蛋：“不是哦，书签在书里睡着呢。等你翻到某一页，它就醒了，带着你看黄河的浪，听老槐树的风，就像回了家。”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头，把书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块暖乎乎的烤红薯。
送他们去火车站时，黄凡正在城郊拍新片的外景，听说孩子们来了，特意开车绕过来。他给孩子们看新剧本的封面，上面画着枚发了芽的书签，根须扎进黑土地，芽尖顶着颗露珠，露珠里映着李庄的窑洞。“这片子叫《书签的春天》，”他蹲下来，平视着孩子们，眼里的光和当年在北影时一样亮，“拍的是晓峰叔种的新品种麦子，拍的是你们在影像馆里看《一枚书签》的样子，还拍……”他故意卖关子，亮亮抢着说：“还拍书签长出小树苗！”黄凡大笑：“对，还拍书签长出小树苗！”
火车开动时，孩子们扒着车窗朝我们挥手，亮亮把那枚枣木书签别在胸前，阳光照在上面，木纹里仿佛真的长出了新的年轮。丁梅握住我的手，她的指尖带着烤红薯的温度：“你看，故事还在走呢，根本停不下来。”
回到家，书房的阳光刚好移到书桌中央，落在那本翻开的《一枚书签》上。最后一页留着片空白，只有丁梅用红丝线绣的四个小楷：“所有结束，都是开始。”那枚枣木书签静静躺在空白处，像个逗号，也像粒埋在土里的种子。
我忽然明白，所谓“载入墨迹风采”，从来不是让故事被装订成标本，供人瞻仰。而是让它像那枚书签，从枣木里来，到泥土里去，在文字与光影的缝隙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长出新的枝芽。就像此刻，胡同里的鸽哨掠过窗棂，书页被风掀起一角，书签轻轻晃动，仿佛在说：别急呀，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