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勒比的一个小岛上，布雷达种植园的咖啡林清晨就已有了动静。
50岁上下的杜桑・卢维杜尔踩着沾露的泥土，手里攥着一把铜制小刀，仔细检查着咖啡浆果的成熟度，他身材不算高大，肩膀却因常年劳作显得格外宽厚，粗布外套的领口别着一枚磨亮的铜扣，那是他三年前从自由民身份文书上复刻下来的，算是对“自由”仅有的仪式感。
“老阿莫，你的手怎么了？”杜桑突然停在一棵咖啡树下，看着黑奴阿莫缠满破布的手掌。阿莫连忙将手藏到身后，头埋得更低：“回……回先生，是昨天摘不小心被树刺扎了，不碍事。”
杜桑・卢维杜尔却蹲下身，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小袋，倒出些墨绿色的草药碎末：“这是我在山边采的止血草，嚼烂敷上，比你裹着脏布强。”
他说话时语气平和，没有白人监工的呵斥，倒像个年长的族人在叮嘱晚辈。
懂得非洲草药医学的杜桑・卢维杜尔，这是他成为自由黑人的第十四年。
1776年，他从布雷达种植园主手中赎得自由身时，手里只剩下了30锂，那是他当马车夫时，偷偷帮人修理马车、用西非草药治好庄园主女儿的热病，一点点攒下的。
如今，他在种植园边缘有一片自己的小咖啡园，买了十二个黑奴，还管着曾经庄园主委托的几十亩蔗田，算是圣多明克“自由黑人”里过得体面的。
但只有杜桑自己知道，这身“体面”下藏着多少紧绷的神经，他的祖父是阿拉达国王的一个儿子，却被贩为奴隶；他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一辈子没离开过种植园的栅栏。
就连他自己，至今在白人商人面前签字时，还得先在手心把名字练三遍。
“先生，昨天晚上，北边的马龙人又来偷甘蔗了。”
负责看守蔗田的黑奴凑过来，声音压得很低，“监工说要加派巡逻，还要把逃跑的黑奴绑在旗杆上示众。”
杜桑・卢维杜尔的手指顿了顿，小刀在咖啡浆果上划开一道浅痕，汁液顺着指缝滴在泥土里：“知道了，你别掺和，看好自己的活就行。”
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泛起一阵寒意，上个月，他在太子港赶集时，亲眼看见两个马龙人被民兵抓住，皮鞭抽得他们后背血肉模糊，最后被扔进了鳄鱼潭。
布雷达种植园的晨钟响起时，杜桑已经绕着自己的咖啡园走了两圈。他抬头望向远处的白人庄园主宅，那栋两层的砖木房子里，正传来钢琴声，庄园主的女儿刚从法国回来，据说在巴黎学过音乐。
而在宅第的另一侧，黑奴们正排着队领取当天的食物，每人一小块黑面包，一碗浑浊的玉米粥，连盐都见不到半粒。
杜桑・卢维杜尔想起自己童年时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被监工的哨声叫醒，推着比自己还高的水车，直到月亮升到蔗田上空才能停下，要是慢了一步，皮鞭就会像毒蛇一样缠上后背。
“杜桑先生，你的信件。”一个白人小厮骑着马过来，把一封皱巴巴的信递给他。杜桑接过信，是他在法兰西角的自由咖啡馆老板朋友，亨利·克里斯托夫写的，里面说圭亚那那边出了《黑奴解放条令》，黑奴能用工分赎身，甚至保障私有财产还能学法语、读圣经。
信里还夹着一张小小的传单，上面用歪歪扭扭的法语写着“自由属于所有人”。
杜桑・卢维杜尔把信和传单叠好，藏进外套内侧的口袋。
此时的圣多明克，早已不是表面看起来那般平静。
从1492年哥伦布将这里命名为“西班牙岛”起，这片土地就浸满了血泪。
16世纪末，西班牙人便开始奴役岛上的泰诺人和阿拉瓦克人，岛上的原住民被迫开采黄金，饱受欧洲疾病和残酷劳动条件的摧残，被西班牙人折磨得如今只剩不到千人。
以至于殖民者不得不从非洲进口奴隶，1502年，第一批非洲黑奴被铁链拖上岸，开启了持续三百年的奴隶贸易，这场贸易深刻地影响了加勒比海和美洲，乃至欧亚非三洲的政治和经济未来。
1697年《里斯维克条约》后，法国人接过这片土地，把它变成了“蔗糖帝国”的心脏。
大量法国移民开始在此定居，尤其是在这座多山岛屿上交通较为便利的沿海地区。
土地所有者进口了越来越多的非洲奴隶，到17世纪末，奴隶总数约为5000人。
许多早期种植园主建立了极其成功的咖啡、靛蓝和甘蔗种植园。
从18世纪中叶到法国大革命(1789-1799年)，圣多明克繁荣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殖民地，也是法国在西方殖民财富的基石。
1789年时，圣多明克每年出口的蔗糖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港口里永远停满了运糖的商船，它被誉为“安的列斯群岛的明珠”，是新世界最繁忙的贸易中心。
可这些繁荣的背后，是50万黑奴的日夜劳作，是平均不到30岁的寿命，是每天18小时的田间苦役。
到18世纪50年代末，奴隶人口约50万，远远超过了约3.2万的白人人口。
由于担心革命爆发，法国人建立了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由“大白人”(grandblancs)、在殖民地出生的白人种植园主(被称为克里奥尔人)以及法国出生的官僚和地主主导。
贫穷的白人，即“小白人”(petitblancs)，构成了社会底层;混血人和自由人，即“自由民”(affranchise)，则处于社会等级的上层。
最底层是被奴役的非洲人。
白人奴隶主人数远少于奴隶，他们常常使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镇压任何反抗的可能。
逃离种植园或违抗主人的奴隶会遭到残酷的鞭打，有时甚至遭受更极端的酷刑。
为了逃离残酷的奴役，大量被称为“逃亡奴隶”(maroons马龙人)的逃亡奴隶生活在大型种植园的边缘地带，并经常从他们以前的主人那里偷窃物资。
其他奴隶则逃往城镇，融入当地居民和自由奴隶(有色人种)之中。
一旦被抓获，这些逃亡奴隶就会遭受严厉的暴力惩罚，甘蔗种植园的繁重劳动也导致了奴隶极高的死亡率。
但由于糖业利润丰厚，种植园主发现，将奴隶榨干而死，再用新进口的奴隶取而代之，反而更具成本效益。
仅圣多明克一地每年就进口多达4万名非洲奴隶，约占大西洋奴隶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
但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圣多明克(法国人对其殖民地的称呼)的人口估计为55.6万人，其中包括约50万非洲奴隶、3.2万欧洲殖民者和2.4万自由混血儿(即非洲和欧洲混血人或自由黑人)。
……
杜桑・卢维杜尔站在咖啡园的高处，能看到远处蔗田里的景象。
黑奴们弯腰弓背，在监工的皮鞭下收割蔗杆，有的人累得倒在田里，立刻就有白人监工用脚踢、用鞭子抽。
他想起自己的小儿子艾萨克上个月问他：“父亲，为什么我们的黑奴也要像白人的黑奴一样干活？”
杜桑・卢维杜尔当时只是摸了摸儿子的头说你长大后就懂了。
他知道，自己虽然是自由民，却仍活在白人画的圈里，他的咖啡园要向殖民政府缴三成的税，他管理的甘蔗地黑奴要是逃跑，他还得帮着白人去追。
中午的太阳越来越烈，杜桑回到自己的小木屋，把那封圭亚那来的信又读了一遍。
木屋的墙上挂着一张西非地图，那是他去年从一个英国商人手里买来的，上面用炭笔标着“阿拉达”——他祖父的故乡。
突然，屋外传来一阵喧哗，他走到门口，看见几个白人监工正押着一个年轻黑奴走过，黑奴的脚踝上锁着铁链，每走一步都发出“哗啦”的响声。
“这小子想跑去找马龙人。”一个监工笑着对另一个说，“晚上把他绑在庄园门口的柱子上，让其他黑鬼看看不听话的下场。”
杜桑・卢维杜尔的拳头悄悄攥紧，圣多明克就像一个装满火药的木桶，而圭亚那传来的“解放”消息，就是那根即将点燃的火柴。
他把传单又叠了一层报纸，藏进床底的木箱里，那里还放着他祖父传下来的一枚象牙护身符，上面刻着阿拉达部落的图腾。
他不知道这场风暴何时会来，但他心里有种感觉，自己可能再也不能像过去十四年那样，只守着自己的小咖啡园，假装看不见身边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