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北京城还远远谈不上燥热，但此时正端坐在紫禁城西暖阁里，面对着一大堆奏本的崇祯皇帝，此刻心头却彷佛被架在火上烤一般。
这些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奏本，几乎没有一份报告了“好消息”。不过这对于已经在大明皇帝的宝座上坐了十二年的崇祯皇帝来说，这倒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实际上，他的神经已经有些“麻木”了，甚至心里还隐约浮现出一些“不介意”的情绪：反正这些坏消息都不是发生在北京城，而且往往是在离北京城还特别远的地方。
但这种情绪刚出现苗头就被崇祯皇帝强行按了下去：他是大明的皇帝，自然要关心整个大明，怎么能把自己的目光都聚焦于区区一个北京城呢？
一旁侍立的王承恩不明就里，见皇上似乎有些疲倦了，便小声问道：“皇上，您是不是乏了？皇后娘娘刚刚派人送了汤……”
“朕没乏。”崇祯皇帝摆了摆手，“皇后送的东西教她拿回去吧，朕用不着。”
王承恩欲言又止，只得领命去了。
崇祯皇帝又从面前堆积如山的奏本中抽出一份，定睛一看，却打起了精神：
这是杨嗣昌从襄阳发来的。
由于熊文灿对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的“招抚”最终失败，以及随后“进剿”行动中官军在播箕寨遭遇的惨败，加上不断有言官弹劾熊文灿收受贿赂的问题，崇祯皇帝最终彻底失去了对熊文灿的信任，下令将他和河南总兵张任学一道革职，派杨嗣昌主持河南、湖广的“剿贼”事宜。
杨嗣昌奉诏出发，刚过卢沟桥，崇祯皇帝又追加了一道圣旨：
赐尚方剑督师，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参以下即以赐剑从事。
然而崇祯皇帝的绝对信任似乎并不足以让杨嗣昌解决那些糟糕的问题：首先是计划带到湖广的两支部队：柴时华部和祖大弼部。后者因为关外局势紧张，最终在孙传庭的一再要求下被留了下来，前者则因为粮饷拖欠和士卒思乡，部队大半逃散了，剩下的多数都是些老弱不堪战的士兵，根本打不了仗，杨嗣昌只得勉强拼凑出一些银子来，让柴时华带着这些士兵返回甘肃老家。
而到了襄阳之后，杨嗣昌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熊文灿标下官兵仅有一万出头，马骡等虽有六七千匹，但其中有一半羸弱，已经无法正常役使。当然，更糟糕的还是粮饷问题——哪个都供不上。
但比以上问题都还要更严重的，是诸将不和。特别是在播箕寨兵败过后，各将领之间的相互指责几乎成为日常，各军“追剿则观望不前，合击则呼应不灵”，多次贻误战机。
而在这份奏本中，杨嗣昌自然详细禀报了这一切：兵少饷缺，诸将不和。
“又是这些……”崇祯喃喃自语。
不过杨嗣昌在下文中倒是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虽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杨嗣昌建议，为了解决诸将号令不一的问题，不妨赐予左良玉“平贼将军”印，令其节制诸将，统一指挥。
“这个杨嗣昌，朕赐他尚方宝剑，授他全权，他却连诸将都统合不了吗？”崇祯有些不悦地想道。
而且，左良玉虽然骁勇善战，可他的部队军机糟糕是出了名的——前段时间清军入寇，左良玉率兵入卫，在吴桥大肆劫掠，甚至纵火烧了本地官府衙门，还截停了漕船。
“算了，既然杨卿如此建议，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崇祯最终还是批准了杨嗣昌的建议。
随即，他的目光落在了另一份奏疏上——那是洪承畴从登莱发来的。
展阅奏疏。开篇捷报确实令他眉头稍展：刘成宗伏诛，登州克复，斩首八千……
“洪承畴倒是动作快，登莱叛贼总算是平定了。”崇祯稍微感到一丝欣慰。
然而，捷报之后的急转直下，却让崇祯皇帝刚刚舒展的眉头再次紧锁，脸色更是瞬间变得铁青。
“建虏精兵二万？战船二百余艘？红夷大炮三百门？”崇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浮海来袭，威海卫陷落？”
“废物！一群废物！”他重重地将奏本摔到桌案上，“登莱还没彻底平定，竟又让东虏趁虚而入！洪承畴他是如何督师的？”
暖阁内侍立的太监宫女们吓得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出。王承恩刚送完皇后的汤回来，见到此景，更是心惊胆战，垂首侍立一旁，不敢多言。
但崇祯的情绪很快就平复下来：他终究还是信任洪承畴的。尽管对于奏报中提及的入寇清军规模，他还是感到难以置信——毕竟谁都知道清军长于弓马而短于舟楫，更别说组织起一支足以跨海进攻的船队了。
崇祯重新铺开那份奏本，提笔在下面批道：
登莱荡平，卿功不小，朕心甚慰。然威海之变，殊为可虑。虏众浮海而来，情形是否果真如此？着该督再加确查，务得实情，星驰奏闻。金国凤已行，援兵朕即另遣。一切战守机宜，随时奏报。